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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时间:2014-06-23 16:06 来源:论文中网 作者:沈涛 阅读:

摘要:我国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此举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亲情人伦。而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法律思想是求解上述社会问题的答案。本文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了“亲亲相隐”法律制度。

关键词:亲亲相隐;刑诉修正案;容隐权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现状

 西方社会团结的基础是规则,西方基督教教义设定了许多行为的规则,人们基于信仰而遵守社会的秩序,如果信仰缺失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而中国社会团结的基础是亲情、爱情和友情等情感因素,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如果亲情等情感因素疏离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会受到消弱。在传统社会中,家是社会建构的基础,情感是家结合的纽带,如果这一纽带松解甚至断裂,就会产生以“亲”为壑,人人自危的社会景象。而我国刑诉法的某些规定恰恰导致了上述社会效果。

 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以上都强调了任何公民都有作证的义务。不管行为人与犯罪分子之间有何种近亲关系,凡是知情的任何公民,都要如实作证,否则就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经过法律学者的长期积极努力及较好的外部环境,立法者慢慢意识到上述规定的弊端2012《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与96年刑诉法相比,该条赋予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的权利,从这个层面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细读之后会发现这样规定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对此,刑事诉讼法知名学者陈光中教授有精辟的说明。他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在庭审阶段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不出庭作证,是为了避免近亲属与被告人在法庭上当面对质而伤及家庭和气;并不意味着被告人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实际上近亲属还是要作证的,只是法律没有规定要求其出庭而已。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仍然可以要求被告人的近亲属进行作证,被告人近亲属并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亲情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最亲密的情感,尤其是对历来重视家庭亲情和血缘的中国人来说,亲属是己人,是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

如果法律的规定违反了人的这种天性本能,又怎么要求人们遵守这样的法律规定呢?法不为人所难,社会的基本价值应该比控制犯罪所采取的手段有更高的位阶。在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上个世纪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血的教训,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邻里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互相揭发……整个社会人人自危,亲情信任丧失殆尽,社会动荡不安。由此可见,让亲属之间互相揭发各自的犯罪不仅会导致家庭感情的分裂,更严重的是很可能会进而动摇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导致“家将不家”、“国将不国”的情况。法律的价值在于定争止纷,如果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则与法要实现的根本价值相背,与法的社会功能向左。

二、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程

亲亲相隐起源于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亲亲相隐思想。《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之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段话大意是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作证是正直的行为,而孔子则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为其父隐瞒才是正直的行为。由此可知,亲亲相隐思想在孔子的倡导下已初见端倪。

汉代时期“亲亲相隐”思想正式入律,汉宣帝颁布诏令:“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无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其大意是说亲情相互容隐乃是人的天性,子女隐瞒父母的罪行,妻子隐瞒丈夫的罪行,孙子隐瞒祖父母的罪行,一般不进行追究;反过来,父母为子女的罪行隐瞒,丈夫为妻子的罪行隐瞒,祖父母隐瞒孙子女的罪行,一般也不追究,但如果可能要判死罪的,要上报廷尉裁定。由此从法律上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也叫“容隐权”,虽然对惩治犯罪有一定的阻碍,但从本质上看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长远利益及社会的稳定秩序。容隐制度在隋唐时期继续发展完善,在《唐律˙名例律》中亲属相隐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容隐的主体范围。唐以后,容隐的范围更为扩大,不但包括直系血亲和配偶,甚至是同居的亲属都可以适用此律。而明清时期容隐的范围更是扩大,连岳父母和女婿也可援用。“其他远亲相隐虽以罪论,但减轻处罚,但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也充分估计了同居相隐可能对统治阶级利益的危害,因此,将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种严重的犯罪排除在同居相隐的许可范围之外”。此后,宋、明、清也基本上都保留了类似的法律规定,清末“变法”以后直至民国时期,仍保留了容隐的传统。

三、外国的“亲亲相隐”规定

一般人会认为“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封建传统制度的特色之一,是我国古代所独有的。然而血缘亲情是人类的共同本性,不会因国界不同而有很大不同,也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很多外国法律制度中都有体现类似于中国的“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

例如,德国法律中规定,凡证人有以下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的,可以拒绝作证:(1)是当事人一方未婚妻或夫;(2)是或曾经是当事人一方的配偶;(3)系当事人一方的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或三等以内的旁系血亲,或二等以内旁系血亲,包括过去是现在已不存在的。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34-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了解某一种罪,在其尚可能防止重罪的发生或可以限制其后果时,或者在罪犯有可能实行新的重罪,但可予以制止时,却不将此事告知司法当局或行政当局的,处三年监禁并科30万法朗罚金。”第2款规定:“针对不满15岁之未成年人实施的重罪之外,下列人员不属于前款规定之列:(1)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2)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众所周知同其一起姘居的人。”第434—6条规定:“向重罪之正犯或共犯本人提供住所、隐蔽场所、生活费、生活手段或其他任何逃避侦查逮捕之手段的,处三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以下人员不适用前款规定:(1)重罪犯罪分子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的;(2)重罪犯罪分子的配偶或公认的同居者。由此可以看出,在法国,近亲属间、夫妻之间的窝藏包庇行为是不属于犯罪行为的。

我国台湾对相关亲属范围的规定更是宽广。凡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作证:(1)系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包括过去曾属上述情形;(2)系被告或自诉人的未婚夫或妻;(3)系被告人或自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包括过去曾为其法定代理人的情形。

可见,许多国外立法对夫妻、近亲属之间的作证特免权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这对于维护正常的家庭亲情、社会秩序稳定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四、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近亲属免证制度的完善

在当今社会,我们既然认识到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内在价值,就应该重建“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对该制度进行全面的利益权衡。在以坚持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利为宗旨时,也要考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在对“亲亲相隐”制度的重建中,有必要对此制度进行一定的完善,至少要与现在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不能逆着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作出不适合客观社会现实需要的法律规定。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明确界定“容隐权”的性质。容隐权应为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是否作证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权利,可以自行选择作证或不作证,而不应是必须的义务。这样就不至于把犯罪嫌疑人家属置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冲突的两难境地。在权利内容上,授予近亲属的免证权利应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免证权,而不应是仅仅在审判阶段才有的权利。

目前我国刑诉法规定刑诉修正案中近亲属作证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可以自愿选择的权利。显然这种规定是不符合亲情伦理的法律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难以实现的。美国学者罗尔斯说“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去做或者不做的行为,它不可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

2)在适用主体范围方面,应该扩大“近亲属”的范围,笔者认为应扩大到配偶、直系血亲(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

刑诉修正案中在庭审环节免于出庭作证的亲属范围仅限以配偶、父母、子女,而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我国《民法通则意见》规定近亲属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很明显,刑诉修正案中的亲属范围窄于刑诉法中近亲属的范围,并不包括同胞兄弟姊妹。特别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的手足之情更是弥足珍贵,笔者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同胞兄弟姊妹排除在外。

即便是将容隐权的亲属范围扩大至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的范围,笔者认为这样的范围仍是过窄,应将直系血亲,至少是(外)祖父母、(外)孙子女也要包括在内。就现在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来说,特别是在农村及一些周边城镇地区,很多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长期由老人来照顾孩子,甚至存在曾祖孙之间的情形。这种长期相处,祖孙之间的感情并不逊于亲子之间的亲情,甚至会超越母子之情。现今社会,三代同堂的现象并不罕见,在农村更是很普遍的现象,刑诉修正案在这方面的规定不能不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且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

3)限制罪种适用的范围。适用容隐制度犯罪种类方面,应当作出适当的限制范围,否则有悖于容隐制度的立法精神。我们知道,在封建历代王朝中,即便是在容隐制度近亲属范围更为宽泛的唐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也不是适用任何犯罪的,对恶逆、叛逆等“十恶”重罪也是不适用的。

因此,笔者认为应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在适用容隐制度上有所限制,如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犯罪行为不应适用“亲亲相隐”制度。因为凡事都应有个度,不能仅为了亲情而容恶去善,不能为了“小家”的利益而以“大家”的利益为代价。

五、结语

“亲亲相隐”制度是在权衡法律与伦理道德冲突时作出的无奈选择。这样的立法选择虽然不是完美的,却在生活中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个案的真相追究代价与人们的心理接受能力之间,法律的无情与家庭感情的和睦之间,亲属的“大义灭亲”得到的是民众的鄙视与为亲人隐瞒犯罪行为得到亲邻的宽容认可之间等,立法者应选择后者。因为立法者在价值选择时应从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有利于公民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等价值出发,选择“亲亲相隐”,这样,虽然牺牲了部分揭示事实真相的手段,其代价也是值得的,而且案情的调查大多可以通过其它方面的努力来弥补,探究个案的的法律事实并非法的唯一价值追求,法更重要的价值应该是顺民心,合民意。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亲亲相隐”思想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经典之一,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说明这是人类本性的共同特点,是客观现实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单纯的巧合。刑诉修正案第188条的法律规定从一定程度上看是对“亲亲相隐”制度的恢复,是法律对人性的尊重。然而,“亲亲相隐”制度的重建不是古代封建制度的复辟,也不是对外国法律规定的模仿。“路漫漫其修远兮”,法治社会建设是一个渐进的伟大工程,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刑诉修正案的这项规定存在着以上有待完善的方面,需要法律界的志士仁人继续努力上下“求索”,使得“亲亲相隐”思想入律入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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