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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展与跨越:抗争政治理论的本土化尝试 读《“气”与抗争政

时间:2013-08-07 16:41 来源:论文中网 作者:姜利标 卫小将 阅读: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应星,2011)是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一本新著,其理论尝试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书中不乏作者对社会转型时期抗争政治现象研究的敏感观察力,也体现了丰富的社会学想像力(米尔斯,2005)。因此,从适宜的视角去诠释该文本,构成了本文评述的尝试性探索。 
  在传统思维下的评述中,研究者常常聚焦于作者的某一文本,从独立文本梳理和挖掘作者所呈现的思想。这种评述方式虽能够让我们快速把握独立文本的精髓,却无法呈现作者的整体性学术思想或者细微性的学术转变。而面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作者身处时代的气息乃至作者前后相连贯的学术思考。因此,在本文的评述中,笔者试图在传统聚焦性评述的基础上,注入关联性文本,从关联性视角去扩展、发掘单一文本的整体思想,并领悟其背后所隐藏的学术历程转换和文本价值。 
  一、建构渊源:学术本土化的内外驱动 
  起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在带动人类知识指数增长的同时,也客观制造了国际学术发展之间的鸿沟,即核心主流性话语与边陲被支配性话语的界限,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知识的“生产与引借”关系。当学术后发展国家引用这些知识对其本土现实进行解释时,理论与现实之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如何实现学术本土化成为每个学术后发展国家的必经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一种知识的“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学家们,在不断借鉴国外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规范操作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为这门学科的发展积累有效的本土成长经验。这种学科本土化的夙愿,在许士廉的“本国社会学”概念中首次被提及,而孙本文则明确使用“中国化”概念,并呼吁建立“中国化社会学”,随后演化为一股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高潮,成为后来学者公认的本土化研究的开端(姜利标,2009:144-145)。在社会学积极融入本土期间,加之先前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性原因,这场学科运动于1953年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一些华人心理学家重新提起,随后发展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概念,如“人情”(黄光国、胡先缙等,2010;翟学伟,2004)、“面子”(朱瑞玲,1989;翟学伟,2011)、“报”(杨联升,1987;文崇一,1988;翟学伟,2007)、“民族性”(沙莲香,2012)等,从而建立了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合理解释的本土理论体系。实际上,本土化运动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大致朝着两个方面的目标不断努力,即理论本土化和方法本土化(王宁,2006)。中国学者们根据自我兴趣,沿着上述两条路径进行了不同方位的探索,且基本上也形成了某种共识,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发展特色”(郑杭生,2008b)。 
  因此,在后发展国家环境里所积淀的强烈学术独立意识,也深深影响了应星的早期学术生涯,形成了他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内驱力。实际上,从文本关联的视角出发,我们可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2001)中管窥他所欲打破的传统学术发展理念,即按照西方的学术框架和套路,亦步亦趋地完成某项主题研究。正是通过对大河移民事件的局部性叙说和学理逻辑演绎,应星开始了其在社会学事业上的本土化尝试与应用。但它的瑕疵在于无法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论的框架对中国快速变迁的抗争事实进行合理解释。不过这种遗憾,也铭刻在他日后的学术追求里。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转型和变迁的现实,给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创造了一种外在的先天发展机遇:国家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所替代,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性社会,社会整合也开始由行政性走向契约性(孙立平等,1994)。这种治理格局的变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由全能型收敛为局部型,即国家过去的“无所不管”型权力已经逐渐隐退到国家发展大局的事务上;第二,集体性个体独立为分化性个体,或者说“原子化个体”(王建民,2009),传统的个体替代模式已被分工、协作型的独立个体所取代;第三,制度性资源开始转化为社会性资源,从而实现自由流通、交换和利用等,突出资源的服务价值。以往的国家与个体单线的联系方式逐渐被注入市场和社会空间的多元范畴内,因此激活了国家和个体的发展活力。 
  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松绑使日常生活事务被置于社会和市场领域进行评价和选择,以致裁夺的时候,激起了一些相应的社会化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抗争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高速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而“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另据学者统计,从发生次数来看,过去15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17%左右;从发生规模来看,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了4倍”(刘能,2011:54-55)。群体性事件背后隐藏的秘密和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妙转变,构成了应星继续追求本土化道路的外在刺激动力。而以往学者所建构的“人情”、“面子”、“报”和“国民性”等概念或理论体系,仅赋予了常规社会中的现实解释,却无法面对“矛盾丛”、“问题丛”和“冲突丛”等非常规或偶发性的抗争现实。 
  于是,在不断引进和解释西方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同时,中国学者们也尝试创造属于自我的本土理论风格。正是在这场学术现实发展的外在撞击下,应星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一概念为视角,试图整合学界在研究抗争性政治中的“理性与情感”、“权力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性政治的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应星,2011:16)。这场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渊源,可以说起源于他的“内-外”情境的推动:在内在驱动力上,传统的学术资源和自我的学术本土化抱负形成了他理论建构的一极;在外在推动力上,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和迅速变迁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他理论建构的另一极,两者共同促成了《“气”与抗争政治》一书的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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