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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原则之适用

时间:2014-06-13 13:10 来源:论文中网 作者:未知 阅读:

摘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社会建立常设性质的国际刑事法院以国家合作的方式来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设想由来已久,然而在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或多或少会对国家主权产生影响,因此国际刑事法院通过补充性管辖原则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条文进行分析,对补充性管辖原则之适用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  补充性管辖原则  

一、 引言

1998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外交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迈出了通向普遍的人权和法治进程中的巨大一步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2003年随着法官检察官宣誓就职,国际法历史上第一个负责审理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等罪行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开始运作。

国际刑事法院建立的目的是通过国际间的有效合作来加强打击严重的国际罪行,维护人类社会的安定和平。因此在如何界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原则的问题上争论甚为激烈,各国提出来了各种可能的管辖模式,第一种是强制或优先管辖权模式,即赋予国际刑事法院优先管辖核心国际犯罪的权力;第二种是平行管辖权模式,即坚持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平行于国家刑事管辖权;第三种模式是国家刑事管辖权优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而1998年通过的《罗马规约》最终采纳的是补充性管辖原则——只有当国家不愿意或者确实不能够对规约规定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调查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受理案件。这一原则一方面将国家刑事管辖权放于首要的优先位置,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国内法院不能够不愿意切实管辖的判断权,两种管辖相结合,既尊重和强调了国家主权又赋予国际刑事法院一定的监督权。因此,补充性原则不仅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更被认定为国际刑事法院有效运作的基石,贯穿于国际刑事司法的各方面。

二、 概述

《罗马规约》并没有对补充性原则进行明确的界定,但通观《罗马规约》全文不难看出补充性原则是《罗马规约》的核心理论,具体表现在:

首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只是起到一种补充性作用,国家的刑事管辖具有优先性和前置性。如根据《罗马规约》序言第十段之规定:“根据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又如正文第1条规定:“本法院为常设机构,有权就本规约所提到的、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对个人行使其管辖权,并对国家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本法院的管辖权和运作由本规约的条款加以规定。”据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补充性原则赋予了国内法院优先管辖权,即国家有自主选择是否加入该条约的权利,若选择加入后,就应积极主动的行使自身的司法权力,以防止在不愿意不能够的情形下由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审理案件。

其次,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只有在国内法院“不能够”或“不愿意”的情况下行使。《罗马规约》规定的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皆是国际犯罪的核心罪行,这样的案件都是受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此类罪行在现实生活中的危害性与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补充性原则给予了双重却又先后的管辖权即在主权国家积极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对规约规定的犯罪进行切实的管辖,国际刑事法院就不应进行任何干涉、与此同时面对某些国家不愿意或本国司法系统瘫痪不能够进行管辖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能够进行管辖, 正是基于这一点《罗马规约》第17条给予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不能够不愿意切实的判断权,以保证国际关注的核心罪行能够得到审判、惩处。

总体来看,补充性原则确立的是管辖权的先后顺序问题,而不是谁优于谁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更多的被赋予的是促进和监督缔约国切实按照《罗马规约》规定履行国际刑事司法义务,加大对规约规定的战争罪、侵略罪、种族灭绝罪及危害人类罪的管辖力度,从而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 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原则启动机制

国际刑事法院行使补充性管辖权的启动机制,是指哪些实体有权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一项或多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以便法院开始调查和启用诉讼程序。

《罗马规约》第13条规定,在下列情形下,法院可依照规约之规定,对上述四种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使管辖权:

1. 缔约国依照第十四条规定,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

2. 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或

3. 检察官依照第十五条开始调查一项犯罪。

(一)缔约国提交情势

罗马规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可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在这项规定中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两点:

首先,缔约国向检察官提交的是情势而非案件,因为案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犯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才能明确。处于效率以及公正的考虑,缔约国提交情势可以及时向国际刑事法院告知情况,便于后者采取行动。

其次,规约仅规定缔约国可以提交情势,却未赋予非缔约国提交情势的权利,然而《罗马规约》第12条第2款规定:“对于第十三条第1项或第3项的情况,如果下列一个或多个国家是本规约缔约国或依照第三款接受了本法院管辖权,本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辖权:1. 有关行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家;如果犯罪发生在船舶或飞行器上,该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 2. 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因此可能会发生下列情形,情形一犯罪被告人系缔约国国民在非缔约国领土上进行犯罪,缔约国基于属人管辖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情形二犯罪人系非缔约国国民在缔约国领土上进行犯罪,缔约国基于属地管辖原则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有可能对非缔约国的司法独立造成干扰。

(二)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情势

通常来说,联合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安理会在预防武装冲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安理会有权对任何国际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争议的任何情势进行调查。基于此,《罗马规约》为安理会提供了可以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的权力,以期望避免法院无法对非规约缔约国的公民在其国籍国或其他非规约缔约国领土范围内实施的犯罪活动进行有效规制,这对于解决日益增多的国内武装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安理会作为一种政治性组织可能会对法院的运行带来负面的影响,某些大国可以运用手中的否决权或其他权力,左右国际刑事法院诉讼程序的启动,影响法院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对于那些缺乏否决权保护的非常任理事国很可能就被动的接受管辖而扰乱自身的司法独立。对国际核心罪行的审判更多牵涉到的是法律问题,不适当的加入政治因素,是否会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整体运作?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亟待解决。

(三)检察官自行调查

《罗马规约》第15条第1款极大的调动了检察官的主观能动性,其可以在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活动时启动调查。而这也是成为罗马会议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不难看出,检察官的调查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制约的,制约主体来自两方面:一是国际刑事法院所采取的预审法庭的内部制约,即检察官在进行调查之前,必须取得预审法庭的同意和授权。二是安理会的外部制约,《罗马规约》第十六条赋予安理会有权要求法院推迟调查或起诉。

四、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原则适用条件

(一)征得相关国家许可

结合《罗马规约》第12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可得出,凡自愿加入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都有权对上述犯罪行使管辖权,但需注意的是,该犯罪活动必须是在其缔约国境内,或加害人的国籍为缔约国国籍,若发生在船舶、飞行器上,则船舶、飞行器的注册国为缔约国。至于对非规约缔约国如何管辖,第12条第3款作出如下规定:“若根据第2的规定,需要得到一个非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接受本法院的管辖权,该国可以向书记官长提交声明,接受本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该接受国应依照本规约第九编规定,不拖延并无例外地与本法院合作。”综上我们可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原则上仅及于缔约国领土(包括在以缔约国为注册国的船舶和航空器)发生的或者缔约国国民。对于非缔约国国民在非缔约国境内实施的犯罪无管辖权,除非非缔约国已提交声明表示愿意接受管辖。

(二)“不愿意”或“不能够”

1、有关“不愿意”的界定

关于不愿意的界定,《罗马规约》第17条第2款规定:为了确定某一案件中是否有不愿意的问题,本法院应根据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酌情考虑是否存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

1)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一国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负第五条所述的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

2)诉讼程序发生不当延误,而根据实际情况,这种延误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3)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没有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进行,而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款第2项中所设置的证明标准时“不当延误”而不是“过度延误”。相比较而言“不当延误”更为适宜。“不当”设置了更高的标准,它暗含着赋予缔约国进行解释的权利,尽管判断的权力最终在国家法院,但它毕竟提供给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抗衡的权利,然而规约并未对不当延误的判定做出更详尽的规定,因此单单凭借不当延误不足以认定“不愿意”,还应加强其他证据的证明。

2、关于“不能够”的界定

《罗马规约》第17条第3款规定:“为了确定某一案件中是否有不能够的问题,本法院应考虑,一国是否由于本国司法系统完全瓦解,或实际上瓦解或者并不存在,因而无法拘捕被告人或取得必要的证据和证言,或在其他方面不能进行本国的诉讼程序。”

本条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一国政府失去对其领土的有效控制而使得该国司法系统完全崩溃,或是一国政府虽然对该国领土进行有效地管理但对司法系统完全丧失控制;二是一国无法拘捕被告人或取得核心证据。

(三)案件具有足够的严重程度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自身人员、资金、设施的限制以及缺少独立的武装力量,无力去管辖大部分的国际犯罪,更无法及时有效的对犯罪进行立案侦查,证据收集提取,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所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仅限于《罗马规约》第五条所列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秩序的四类犯罪,因此可就有限的人力物力相对集中使国际刑事法院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语

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公正和有效地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不断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更为了平衡和保障国家主权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间的冲突,国际刑事法院采用了补充性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罗马规约》的规定中,同时还体现在从实体到程序的保障中。它的提出在国际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指导国际核心犯罪案件的管辖。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同样还有它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在某些情形下对非缔约国增设的义务侵犯其国内司法主权;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在某些情形中会造成检察官的主观臆断不利于核心犯罪的惩治;联合国安理会的政治影响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在今后的实践中通力合作来共同解决。然而最根本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应当通过其公正、有效的工作来赢得广大国家特别是非缔约国的信心,从而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赢得更广泛的参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秀梅著,《国际刑事法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高燕平著,《国际刑事法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3]赵秉志主编,《国际刑事法院专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4]凌岩等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评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联合国大会第46届会议正式记录,附件10A/46/101991

[6]周艳,《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4

[7]黄桦,《浅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73

[8]卢建平:《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文化定位》,当代中国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刑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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